第七章：废帝弑君亨利投资
淮南三叛后，魏、蜀、吴三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司马昭成功镇压淮南三叛后，他的威望就更上一层楼了，士族地主纷纷前来归附司马氏，而曹魏政权被司马氏取代已成为不可改变的趋势。
蜀国小国寡民，姜维连年北伐国疲民敝，再加上奸宦黄皓开始专秉朝政，蜀汉灭亡也是迟早的事儿。
吴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国内面临重大危机，尤其是吴主孙亮与权臣孙綝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废帝
孙綝诛杀朱异后率领主力部队回到建业，但他发现国内事情有些不对劲了。原来，小皇帝孙亮自从前一年（公元257年）开始亲自处理政务以来，就有意识地限制孙綝的权力。孙綝所奏之事，经常受到孙亮的责问和诘难，而且一些不合理的奏章都会被驳回。
当然，孙亮也知道他虽然身为皇帝，但朝政大权还是掌控在孙綝的手中。所以，孙亮明白如果想从孙綝手中夺回权力，必须拥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私人武装。于是，孙亮特意征召十八岁以下十五岁以上的兵家子弟入宫侍奉，借此组建了一支三千余人的亲卫军。另外，孙亮拔选江东将领中年轻有勇力的子弟作为这支部队的将帅，命令他们率领亲卫军的士卒们天天在皇苑里操习。
孙亮是一个聪慧的少年，他在孙綝离开建业这段时间抓住机会加快操练兵马，甚至不惜下定了武力夺回权力的决心。当然，孙亮的所作所为，自然引起了孙綝的猜疑与恐惧。所以，孙綝救援诸葛诞失败回到建业后就对外称病，请了一个长病假不上朝谒见孙亮。为了避免与孙亮见面，孙綝便在朱雀桥南面修筑宫室居住。当然，孙綝也很清楚，孙亮早已经对他非常不满。如今，孙亮又大张旗鼓地训练了一支亲卫军，至于是用来干什么的，自然不言而喻。
于是，孙綝指使自己的弟弟威远将军孙据率兵进驻苍龙门，负责宿卫宫禁，就近监视孙亮的一举一动；孙綝的其他诸弟武卫将军孙恩、偏将军孙干、长水校尉孙闿，分别奉孙綝之命驻守各个军营，控制京师建业。孙綝这么做目的其实很简单，打算以此专揽朝政稳固自己的地位。
孙綝以诸弟分屯诸营，迅速控制了京都局势。如此，一旦孙亮有异常举动，孙綝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并及时做出应对措施。
当然，对于孙綝的独断专行，孙亮内心更加厌恶，遂有意废其爪牙。
孙亮十岁时登基为帝，一晃已经过去了六年的时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吴国的权臣已经换了几批，从诸葛恪到孙峻，从孙峻到孙綝。近年来，吴国政坛波谲云诡，权臣干政乱象频出，大批文臣武将死于非命。
此时，孙亮已经十六岁了，而逐渐懂事的他厌恶权臣专政乱国，决心整顿朝纲，诛杀权臣，希望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以重振皇室。
于是，孙亮借口追究三姐朱公主孙鲁育被杀事件的原委，想以此案作为突破口追究相关责任人，以对孙綝发起反攻。
当年，朱公主孙鲁育遭人诬陷无罪被杀，这是一件公开的冤假错案。孙亮知道朱公主孙鲁育被全公主孙鲁班所陷害，遂召见孙鲁班追问孙鲁育的死因。孙鲁班见孙亮调查当年的案件，心中非常害怕，急忙使出了她的拿手本领——栽赃嫁祸，诬陷他人。对此，孙鲁班辩解道：“此事我实在不知，都是朱据的两个儿子朱熊、朱损举报的。”
孙亮听了这话，降诏怒责虎林督朱熊与外部督朱损当年不能匡正孙峻诛杀朱公主孙鲁育的错误。朱损的妻子是孙峻的妹妹，所以孙綝急忙上表入谏求情。孙亮不予采纳，派遣左将军丁奉率兵捕杀朱熊与朱损。
如此一来，孙綝更加忌恨孙亮。于是，孙綝产生了废黜孙亮的念头，只是缺少一个借口罢了。
此时，孙亮与孙綝的关系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孙亮决定先发制人，先动手武力解决孙綝。
于是，孙亮与全公主孙鲁班、太常全尚、将军刘承秘密商议，谋划准备诛杀孙綝。这是一场决定吴国未来的密谋，成败关系到吴国的国运。所以，孙亮又特意秘密召见了全尚之子全纪，对他说道：“孙綝专擅朝政，他轻看于我，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此前我下诏命令他迅速登陆救援唐咨等人，他却率领大军停留巢湖而没有上岸一步，反而把战败的责任推卸给朱异。孙綝随意滥杀功臣名将，从来没有上表告知我一声，现在他又在朱雀桥南面修建豪华宅邸却不来面圣。孙綝这般目中无人，我不能再容忍他继续胡作乱为了。现在，我计划要收捕处死孙綝，而你的父亲全尚是中军都督，让他严整兵马整装待命。到时候，我会亲自率领宿卫虎骑等亲卫军出朱雀桥，联手你的父亲一起围困孙綝的宅邸。然后，我下诏赦免孙綝的部属，让他束手就擒。你回去后务必告诉你的父亲，千万不要让你的母亲知晓这个密谋！你的母亲是孙綝的堂姐，如果她知道此事恐怕会向孙綝泄露军情而耽误了国家大事，切记！”
对于孙亮的嘱托，全纪满口答应。全纪领命回家后，将少帝的话原本向其父全尚复述了一遍。然而，全尚没有深思远虑的谋略，他没有意识到诛杀孙綝这件事情是拯救国家的密谋，于是在一次家庭闲聊中说漏了嘴，将密谋之事原原本本告诉了妻子。
全尚的妻子是一个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她马上派人将此事秘密地告发给了孙綝。按理说，全妻不应该将此事告诉给堂弟孙綝，因为全尚是孙亮的岳父，全妻是孙亮的岳母。从亲疏方面讲，全尚是她的丈夫，孙亮是她的女婿，远比孙綝更亲。况且，全尚参与了这次密谋，一旦失败必定会死无葬身之地，而全家也必定跟着遭殃。
孙綝得到堂姐的密报后，连夜率领军队抓捕了全尚，并派遣孙恩袭杀刘承，趁机率军进围皇宫企图废掉少帝孙亮。
这个时候，天刚刚蒙蒙亮。孙綝能在一夜之间就指挥军队收捕了全尚和袭杀刘承，效率不可谓不高。
孙亮得到孙綝包围皇宫的消息后勃然大怒，立即骑上骏马带鞬执弓欲出宫门，并对身边人说道：“朕是先帝的嫡子，继承皇位已有六年，谁人胆敢不服从皇帝的命令？”说完，孙亮就要往外冲，想利用皇帝的身份来喝退宫外的兵马。
众人苦苦哀劝，侍中近臣及孙亮乳母等人见状更是急忙一起拉住孙亮，不让他冲出去。如果孙亮单枪匹马冲出去的话，恐怕高贵乡公曹髦的类似悲剧就会提前发生。因为，此时的孙綝已经不把孙亮当皇帝来对待了。
孙亮被人拉住不得出，唉声叹气二日不进食，并怒骂全皇后：“你的父亲如此昏庸，办事如此糊涂，以至于败坏国家大事！”
全纪是黄门侍郎——皇帝的侍从，此时他也在皇宫里。
所以，孙亮骂完全皇后，又召来全纪责问该事泄密的原委。
全纪满脸惭愧，低着头内疚地说道：“我父亲奉诏不谨慎，从而导致事情失败。我辜负了陛下的嘱托，我没有脸面再见陛下了。”于是，全纪自杀身亡，以死谢罪。
孙綝率兵重重包围皇宫后，派遣光禄勋孟宗祭告宗庙，向吴国的列祖列宗汇报欲废黜“昏君”孙亮。随即，孙綝召集群臣前来皇宫门口议事，并用不容置辩的口气说道：“少帝荒淫昏庸，精神错乱，他不能够再继承皇位奉祀宗庙了。现在，我已祭告先帝，正式宣布将他废黜。各位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当众提出异议。”
孙綝公然废黜皇帝，群臣十分震惊恐惧，自然不敢提出异议。尽管群臣都知道孙綝废帝是为了一己之私，但也不敢违抗孙綝的命令，只好应道：“我们都听大将军令的命令。”
于是，孙綝派遣中书郎李崇进宫，强行夺走少帝孙亮的印玺和绶带，以诏书的形式向吴国各地公布孙亮的“累累罪状”。
孙綝为了欲盖弥彰，胁迫群臣在诏书上一一具名。虽然群臣都知道事情的真相，但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他们也只能违心从命。唯有尚书桓彝死活不肯具名，坚决地拒绝孙綝的无礼要求。桓彝秉性坚毅，节操忠贞，宁死也不屈从孙綝的淫威。
孙綝见桓彝抗命不从，大怒之下将他当众杀死。
就这样，少帝孙亮被废为会稽王。随即，孙綝将孙亮赶出建业，并派人将其遣送回其封地。
当然，孙綝是不会放过参与这次密谋事件的参与者。孙亮被废了，全尚和孙鲁班也跟着倒霉了。
孙綝虽然看在堂姐的面子上没有将全尚斩首示众，但并不意味着就放过全尚了。于是，孙綝下令将全尚流放到荆州零陵郡，却暗中派遣杀手在途中将全尚杀死。随后，孙綝将孙鲁班迁徙至豫章郡。这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女人，就这样结束了她的政治生命。此后，孙鲁班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孤苦伶仃地过完了余生。
至此，盛极一时的全氏家族彻底衰败，犹如流星划过天空般迅速坠落了。
孙休继位
孙綝强行废黜少帝孙亮后，吴国的皇帝之位空缺了出来。
俗话说，“天不可一日无日，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此时吴国最亟需解决的事情是立谁来当皇帝。
典军施正极力劝说孙綝，拥立琅邪王孙休为帝继承皇位。孙綝想了一下，同意了这一建议，因为确实没有更加适合的储君人选了。在孙权诸子之中，孙登、孙虑、孙和、孙霸等人早已经去世了，除去被废黜的少帝孙亮外，只有第五子孙奋和第六子孙休还在人世间。
当年诸葛恪“削藩”时，孙奋的反应颇为激烈，曾经拒不从命。最后，诸葛恪写了亲笔“恐吓信”送给孙奋，孙奋这才不得已而接受了朝廷的诏令，满怀怨恨之心离开驻地搬家到新的封地。但是，孙休的反应则是完全服从朝廷的安排，他二话不说就卷起包袱去新封地丹阳郡就藩。
相较于孙奋来说，孙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王爷。孙休在新封地居住期间不仅不惹事，而且还总是被丹阳太守李衡屡屡欺负。孙休不堪侵扰，不得已只得上奏书请求搬家迁往他郡。当时，朝廷考虑到孙休艰难的生活处境，同意让他迁至会稽。孙休在会稽郡居住数年，博施济众，好善慕名，与会稽太守濮阳兴和左右将督张布交情深厚。
在孙綝看来，孙休不仅听话、好欺负，而且还性格软弱，就更加容易控制了。当然，这只不过是孙綝个人的想法而已。
于是，孙綝派遣宗正孙楷与中书郎董朝一起去会稽，进奉他的亲笔书信给孙休，恭请孙休回京都登基为帝。孙休接到孙綝的亲笔书信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个赋闲多年的王爷竟然突然之间就被拥立为皇帝了。
孙休将信将疑，不知道朝中发生了什么变故，只能向朝廷来使孙楷与董朝打听消息，询问京都情况。孙楷和董朝一起向孙休详细地陈述了建业近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告诉孙休拥立他为帝是孙綝的意思，千万不要拒绝。
直到这时，孙休才敢相信天上掉下了馅饼——他被拥立为皇帝并不是梦。孙休盛情款待朝廷使者，留孙楷、董朝等人在王府居住一天两夜后再一起进京。
当孙休一行人抵达曲阿时，有一位老翁拦住了孙休的马车，跪拜叩头道：“事情拖久了就会发生变化，天下人都殷殷期望着您中兴江山社稷，希望陛下迅速前行，立即进京登基即位。”
孙休听了老翁的话，认为他说得非常有道理，不敢在路途中停留，下令车马全速前进，当天就赶到了布塞亭。
武卫将军孙恩奉其兄孙綝之命，率领文武百官带着皇帝的御车前来迎立孙休为帝。接下来，所有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一切按照程序进行。文武百官向孙休俯首称臣，孙綝献上代表皇权的玉玺，共同拥戴孙休登基即位。
按照新任皇帝登基的惯例，孙休三次表示自己德不配位，推辞不登帝位。当然，群臣按惯例是“坚决不同意”，再三跪拜叩头“哀求”孙休一定要遵循民意（“休三让，群臣三请。”）
就这样，孙休登基为帝，成为吴国第三任皇帝。就这样，孙休一夜之间从冷落多年的王爷变成了君临江南的皇帝。
孙休作为一个新任皇帝，按照惯例自然是更改年号和大赏“功臣”。在登上帝位的当天，孙休就下诏大赦全国，改元“永安”。
接下来，孙休下诏任命大将军孙綝为丞相、荆州牧，增加食邑五个县；武卫将军孙恩提拔为御史大夫、卫将军、中军督，威远将军孙据提拔为右将军，二人皆封县侯；偏将军孙干为杂号将军，拜长水校尉孙闿为将军，二人皆封亭侯。孙綝一家五侯，诸兄弟都掌管禁卫军，权力远远超过皇帝，自吴立国以来朝中大臣未曾有过此事。其实，孙休大力赏赐孙綝兄弟，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
当然，孙休除了封赏孙綝诸兄弟外，也不忘记趁机提拔自己的亲信和封赏宗室成员。于是，孙休征召会稽太守濮阳兴入朝担任太常、卫将军，负责军国事务，赐爵外黄侯；任命张布为辅义将军，赐爵永康侯；孙休敕封其兄孙和之子孙皓为乌程侯，孙皓之弟孙德为钱塘侯，孙谦为永安侯。
由于丹阳太守李衡曾在孙休做琅邪王时多次欺负这个手无寸权的王爷，所以李衡听闻孙休即位后便吓得魂不附体。李衡因担心孙休报复而打算逃亡魏国以求活命，但其妻习氏阻止了丈夫的想法。习氏认为新皇帝孙休一向施德行善，十分注重自己的名誉，他绝对不会刚登基就因私怨杀死对方。接着，习氏给丈夫出主意，只要自拘请罪，诚恳地向皇帝陪罪认错，一定会得到皇帝的宽恕——孙休会以此事作为宣传，向天下人显示他宽广的心胸。
李衡听了妻子习氏的话后觉得非常有道理，遂将自己绑缚到司法部门自首，同时向新皇帝孙休上表，对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表示万分后悔，并真心陪罪认错。果然不出习氏所料，孙休不仅没有处罚李衡，而且还提拔他为威远将军。
孙休以德报怨，在全国上下博取了好名声，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形象。
孙綝倒台
孙休即位后，吴国的军政大权依然掌控在孙綝手里。对于孙綝提出的任何要求，孙休只得恭敬的答允，不敢丝毫有违孙綝的意思。于是，孙綝更加骄横放肆，完全不把孙休放在眼里。孙綝原本就是想把孙休当作傀儡皇帝来使唤的，所以经常提出各种无礼要求。即使这样，孙休也是敢怒不敢言，还多次赏赐孙綝。
孙綝大权在握，志得意满，随意拆毁佛教寺庙和斩杀道士，侮辱贬损百姓敬奉的神灵，破坏民间信仰。孙綝残忍无道，肆意妄为，以致人神共愤，而吴国百姓恨不得将之处死。
对于孙綝无法无天的行为，孙休也只能假装看不见，任其胡作非为。当然，孙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他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又岂敢约束孙綝呢！
孙綝干了许多坏事，估计也害怕孙休对他有意见，于是决定带着礼物去觐见孙休以搞好与新皇帝的关系。
有一天，孙綝带着牛肉和名酒想入宫进献给孙休，希望君臣能开怀痛饮一场，以增进双方的感情。谁知道，孙休没有接受孙綝的好意，不肯见他。
吃了闭门羹的孙綝恼羞成怒，要知道这几年来谁敢和他说一个“不”字呢。
心情郁闷的孙綝，又不好意思带着原封不动的礼物回府，便调转马车去张布府上做客。当然，对于孙綝这个吴国最有权势的人来访亨利投资，张布是不能拒绝的。
张布满脸笑容地热情接待了孙綝，陪着孙綝喝酒谈天。喝到尽兴时，孙綝大发牢骚，口出怨言，愤然说道：“当初废黜少帝时，很多人劝我自立为帝。我认为当今陛下贤明，故此迎立他为帝。如果陛下没有我拥立，他就不可能即位。如今，我好心上献礼物给他，却被无情拒绝了。这样看来，他对待我与一般臣子没什么两样啊！我悔不当初，看来应当重新改变安排了。”
对于强行废黜皇帝这件事情，孙綝是有成功经验的。如今，孙綝动了更换皇帝的念头，对他来说再重复一遍也未尝不可以。孙綝是一个说得到做得到的人，尤其是在干坏事这方面。
不过，孙綝酒后吐真言对他而言却绝对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因为张布是孙休的亲信。所以，张布在酒宴结束后马上秘密进宫，将孙綝的话原原本本复述给了孙休。
孙休闻此言，心中非常怀恨孙綝，遂产生了除掉孙綝的想法。不过，孙休也知道，这件事情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能轻易动手，如果打草惊蛇则会被毒蛇反咬一口，毕竟少帝孙亮的例子还历历在眼前。
孙休担心孙綝作乱，多次对他加以赏赐，结其欢心。为了表示对孙綝的信任，孙休又再次加授孙恩为侍中，让他与其兄孙綝一起共同批阅朝廷文书。
这时，有人向孙休密告孙綝怀恨在心，当众欺侮皇上并企图谋反。孙休听了告密者的话后更加痛恨孙綝，但此时孙休仍然不能公开与孙綝翻脸，因为他还没有实力。为了取信于孙綝，孙休将告密者抓起来交给孙綝处置，而孙綝自然将此人斩首示众。不过，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孙綝心里有些恐惧，害怕留在京师会有人不断打他的小报告。
心生疑虑的孙綝，派遣孟宗进宫觐见孙休，请求允许他出京外任，驻守武昌。孙休二话不说就满口答应了孙綝的请求，并且同意孙綝督率中营一万多精兵随行赴任武昌。孙綝又要求取出武库中的兵器，以提高这一万多人马的装备。孙綝提出这种无礼要求的目的很明确：一则搬空京师的武器装备，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二则试探孙休的态度，以此判断他对自己的看法。
然而，孙休又是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孙綝的请求，让他把建业武库中的兵器全部带走。
想不到，孙綝竟然再次得寸进尺，要求带走中书省的官员，并美其名曰“典知荆州诸军事”。孙綝的这个举动，相当于在武昌另建一个朝廷，并在荆州处理全国的军政事务。所以，中书省的主管官员极力不同意，认为中书省的属官只能在京都建业处理政务，不应该外出去别的地方处理政务。
对于孙綝这种无耻做法，孙休也没有任何异议，全部听凭丞相孙綝的吩咐办理。孙休一一照准了孙綝的所有要求，从未当众表示出一丝不满和迟疑。
不过，孙休虽然只有二十四岁，但就此时他的表现来看，他无疑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孙休沉得住气，不冲动，并为了稳住孙綝而默默地忍辱负重，从来没有流露出内心的真实想法给政敌知道。
就这样，孙綝顺利地搬空了建业的武库，并且带走了中书省的官员去武昌处理政务。
孙綝远离京师，身边又有重兵保护，自以为所有的反对派都奈何不了他了。于是，孙綝在武昌处理全国军政事务，并认为自己已经架空建业朝廷，这一辈子都不用回建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孙綝当然可以平安富贵地过完一辈子。不过，孙綝的如意算盘很快就落空了，因为孙休有办法让他再次入京——“赴死”。
将军魏邈劝说孙休想办法拿下孙綝，分析道：“孙綝率兵屯居京都之外，他在外地拥兵自重，必定会叛变。”魏邈建议孙休严密提防孙綝叛变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魏国的钟会入蜀后就这么做了。
随后，武卫士施朔进宫密奏，对孙休说道：“据相关情报显示，孙綝企图谋反的迹象已经显露。”
孙休听了魏邈、施朔的报告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孙休秘密召见张布，询问对策。张布答道：“丁奉虽然不识字，但他胸有计谋、胆略超人，一定能帮助陛下决断大事。”
话说丁奉虽然没有文化，但他见惯了大风大浪，见识了不少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所以老将丁奉是此时吴国有兵权又有能力帮助孙休诛杀孙綝的最佳人选。
于是，孙休召见丁奉，如实告知道：“孙綝把持朝政，独揽国柄，将要作出不轨行径，所以朕想与将军一起杀掉他。请问将军有什么妙计吗？”
丁奉沉思一会儿后，知道诛杀孙綝不可动用武力而只能智取，便向孙休分析道：“丞相诸兄弟不仅死党众多，而且耳目遍布朝野，恐怕人心不能统一，我们难以一下子将他制服。以我之见，陛下可以借蜡祭之机，盛情邀请他前来参会，然后陛下在祭会上下令卫兵将他杀死。”
孙休采纳丁奉的计谋，决定借一年一度盛大的蜡祭之会邀请孙綝前来聚会，然后趁机除掉这个无法无天的权臣。
计谋制定好了，只需等待实施日子的到来，而孙綝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
蜡祭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俗称“腊八”，其节期在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据史料记载，腊八节的前一天，即农历十二月初七，这一天建业城内谣传四起，说明天蜡祭聚会将有事故发生。当然，这样的谣传自然也传到了孙綝的耳中。孙綝听说这个谣传后，心中隐约觉得有一丝不安，但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是心情郁闷地度过了他人生之中最后一个夜晚。是夜，飞沙走石，大风拔树，孙綝见状更加恐惧不知所措。
根据以往的事件来推测，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有可能意味着大事发生。
一夜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转眼间天就亮了。
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十二月初八，蜡祭聚会的日子。按照吴国惯例，这一天皇帝邀请文武百官进宫聚会，欢聚一堂以增进君臣的感情。
由于孙綝此前听到一些不利于他的风声，遂对外宣称自己有病在身，拒绝出席蜡祭之会。当然，孙休是不会放过这唯一能成功除掉孙綝的机会。于是，孙休不断派出使者去催促孙綝前来赴会，竟然派出了多达十几批的使者。使者们络绎不绝，前一批使者脚跟刚离开丞相府，后一批使者又到来了。使者们带着皇帝的命令盛情邀请孙綝无论如何都要前来赴宴，满朝公卿都在等着丞相大人到来。
孙綝作为吴国丞相，是百官之首，而对于皇帝亲自主持的聚会无论如何都应该参加。退一万步来说，孙綝即使身体不适，哪怕躺在床上由别人抬着出席也得参加才是，这样做才符合礼仪制度。孙綝实在无法再推脱了，只得准备进宫赴宴。不过，孙綝手下的人并不容易被诓骗，他们极力劝阻孙綝不要冒险进宫，毕竟吴国近年来的政变手段大家都清楚，谁知道这是不是一场鸿门宴呢！
想当年，诸葛恪就是被孙峻盛情邀请进宫赴宴，从而掉进陷阱里被人除掉的，而如今这一幕又何其相似！
孙綝听了部属的话后，为难地说道：“皇上多次派人前来邀请我进宫赴宴，我不能再推辞了。为了以防万一，你们可以预先整顿好部队，做好应急准备。我一进宫，你们就在相府中点起一把火，然后我以此为借口出宫，这样我就能很快回来。”
可以说，孙綝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次宴会的危险性。当然，孙綝自以为做了这些防范措施就能万无一失，其实他想错了。要知道，在皇宫重地，孙綝并不是随便能进来就一定能随便出去的，因为在皇宫里只有皇帝说的话才算数。
于是，孙綝抱着侥幸心理进宫。孙綝刚踏进皇宫不久，其部下就按照嘱咐在相府中点起一把火。孙綝见相府方向冒出浓烟，就以此为借口请求出宫回家救火。
孙休阻拦道：“外面兵士很多，没必要麻烦丞相亲自去救火。”
孙綝听了这话，暗知情况不妙，皇宫里一刻都不能再停留了。于是，孙綝赶紧起身离席，打算强行出宫。
当然，孙綝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闯得出皇宫了。只见丁奉、张布用眼神示意旁边的卫兵，然后卫兵们在得到指示后一齐涌上来起动手将孙綝推倒在地，像绑猪一样将他捆绑起来。
事已至此，所有的一切再也清楚不过了。孙綝向孙休叩头哀求道：“微臣知罪，愿意被流放到交州。”
孙休诘问道：“当初你为什么不流放滕胤、吕据呢？”
孙綝听了这话汗如雨下，只求一条活命，又哀求道：“我愿意放弃一切荣华富贵，心甘情愿被罚为官家奴仆。”
孙休又诘问道：“当初你为什么不让滕胤、吕据罚为官奴呢？”
这下子，孙綝确实无话可说，他对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最清楚不过了。当年，孙綝残忍杀害滕胤、吕据等人，又何曾想到他也有今天呢！
当然，这种事情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孙休立刻就下令将孙綝斩首示众。
就这样，孙綝以生命为代价结束了他的权臣生涯，卒年二十八岁。孙綝身无一技之长，欺软怕硬，毫无志气，贪生怕死，而其水平更不如孙峻，唯一擅长的事情就是嗜好杀戮，简直就是权臣中的败类。反观魏国的权臣，司马懿父子虽然都掌控魏国的国柄，但是他们同时都是很有水平的执政者。
接着，孙休派人提着孙綝的首级出宫，对他的部属们说道：“皇帝有诏令：只要放下武器投降，所有与孙綝同谋的人都被无罪赦免。”
孙綝提前部署在宫外严阵以待的五千人部队见此情此景，大家都识时务地放下兵器投降了。
孙闿听闻其兄被诛的消息后，知道孙休可以赦免其他人，但一定不能赦免孙綝诸兄弟。于是，孙闿立即乘船出逃，企图北降魏国。当然，孙休是不会让孙闿从眼皮底下溜走的。所以，孙闿也跑不掉，还没有出吴国境就被追兵捕杀了。
按照政变的惯例来看，一般来说失败者是要被胜利者夷三族的。因此，当孙綝一死，孙休就下令夷灭孙綝三族，以儆效尤。
几年前死去的孙峻不仅是政变夺权的始作俑者，而且他临终之前安排的继任者孙綝更是搅得吴国政坛刮起一阵阵腥风血雨。况且孙峻曾经枉杀孙休岳母朱公主孙鲁育，孙休妻子因此受到牵连而进京请罪，并害得孙休提心吊胆，一段时间连夜地做恶梦。因此，孙休是不能原谅孙峻的，即使他是一个死人。
于是，孙休派人开挖孙峻的墓地，打开棺材取出其陪葬的印绶，并砍毁棺材再将其尸体埋葬，以此追究他当年杀害朱公主孙鲁育等人的罪行。（《三国志》：“发孙峻棺，取其印绶，斫其木而埋之，以杀鲁育等故也。”）
与此同时，孙休认为与孙峻、孙綝这样的败类同族是一种耻辱，特地下诏从宗族名册中将他们的名字删除，改称他们为“故峻”“故綝”，以示鄙视之意。
励精图治
孙休将孙峻、孙綝从族谱上除名后，又马上下了一道诏令：“诸葛恪、滕胤、吕据都是无罪而被故峻（孙峻）、故綝（孙綝）兄弟所残害，朕为此感到痛心不已！朕下令立即给他们改葬，分别为他们祭奠。凡是受到诸葛恪等人连累而被流放远方的人，一律召回京都。”
朝臣见孙休积极平反冤假错案，便有人建议为诸葛恪树碑立传，大力弘扬诸葛恪的功绩。但是，博士盛冲认为这个建议不合理，诸葛恪没有资格享受这种殊荣。事实上，诸葛恪之于吴国，有大功也有大过，其功过得失差不多相抵。
孙休赞同盛冲的看法，解释道：“诸葛恪盛夏出兵伐魏，导致大批士卒死伤却无寸尺之功，这不可谓能干。他接受先帝的托孤重任而死于宵小之辈的手里，这不可谓明智。盛冲的看法是正确的。”
当年，诸葛恪作为孙权的主要托孤大臣，他取得东兴大捷后自大轻敌，不顾群臣反对举倾国之力北伐，亲率二十万大军攻打合肥新城，最后导致大军死伤过半，惨败而归。诸葛恪归国后死不承认错误，为了巩固权位而实施权臣统治，导致国内民怨沸腾，臣民极度失望。孙峻抓住此机会发动宫廷政变，最后诸葛恪落得个身死族灭的悲惨下场。所以，孙休不同意为诸葛恪树碑立传是没问题的。
孙休能够成功发动政变诛杀孙綝夺回国家大权，自然少不了出谋划策之人的帮助，所以孙休对有功之臣大加封赏。于是，孙休下诏嘉奖功臣，感谢他们为国家除奸。在这次铲除奸臣的行动中，丁奉居功至伟，因此他被擢升为大将军，加授左右都护。另外，孙休加授张布为中军督，而张布的弟弟张惇、张恂也跟着沾光：张惇被封为都亭侯，张恂被任命为校尉。
自从孙权死后，吴国连续诞生了几位权臣，国内发生了数不胜数的谋杀与政变，统治阶层忙着争权夺利，所以吴国许多事情被耽搁了。吴国因为连年内乱和对外作战失利，国力大幅度下降，所以孙休接手的差不多是一个烂摊子。如今，孙休掌握了国家大权，而吴国也百废待兴，许多事情需要急于振兴。孙休也明白自己肩负重任，而富国强民无疑是当今的第一要务。
当然，振兴一个国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孙休除了拨乱反正、奖赏功臣，还偃武修文、锐志改革。孙休向全国下了一道诏令，全面阐述他的治国安民政令的内涵，其诏曰：“古人创建国家，教育学习放在首要地位，以此导引民俗风情陶冶人们的品性，为时代培养人才。自建兴年间以来，时事多变，官吏百姓多着重于眼前利益的事情，他们抛弃本业专心追逐利益，不遵循古人的道义，而社会所崇尚的思想不敦厚则会伤风败俗。所以，如今必须根据古制来设置学官，设立五经博士，考核录用应选的人才，给予他们优厚待遇和高额俸禄。招收现有官吏之中以及军队将领的子弟中有志向学之人，让他们学习知识，各就学业。一年之后进行考试，根据成绩优劣分出品第高下，封赐相应的禄位。这样，可以让其他见到这些情况的人乐于趋向这种荣耀，听到这些情况的人们会羡慕那些取得这种声名的人。同时，国家大力推行教育会敦促王道教化，有利于发扬淳朴风俗。”
于是，孙休下令兴办学校，由学识渊博的博士们给莘莘学子授课，以“四书五经”作为教材，教育年轻人要好好学习。孙休想通过实施教育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以此振兴国家。
近年来，由于吴国风气不正，律法不严，以至于百弊丛生。所以，孙休需要着手处理的积弊非常多，重视教育只是施政方针的其中一项。为了处理这些问题，孙休推行了多种政治措施，对症下药。
此前，吴国由于权臣把持朝政，上梁不正下梁歪，导致律法松弛、特权横行。州郡的官吏和军队中的将领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经常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中饱私囊。这些有特权的统治阶层走私货物赚外快，他们驾船穿梭于长江之上，上下来往做中间商赚差价。要知道，走私活动利润大且不纳税，虽然按理说风险也大，但当时吴国并没人去管。所以，在金钱的诱惑之下，军民也纷纷跟风上行下效，许多人离弃农桑本业改行当走私商人。
当时，吴国重商轻农现象很严重，导致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良田逐渐荒芜，所收粮食日益减少，不能满足军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国家收入锐减，导致财政赤字日益严重，自然也没钱发展其他产业以及升级军队的装备了。——这也是古代统治者重农抑商的重要原因。
在古代，农业是立国之本，而历朝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生产。
孙休大力纠正吴国之前遗留下来的积弊，推行仁政之道，下诏减轻百姓徭役赋税，如根据劳力强弱来征收田地课税。孙休十分关注农业问题，大力鼓励农桑耕作，让农民劳作所获的收入及粮食能供养全家老小。为了广泛发展农业，孙休下令地方的官员们要严抓农业生产，整顿社会风气，打击走私活动。孙休动用国家权力巩固了农业在经济中的首要地位，并多次劝说军民们不要触犯国家法令。
通过这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吴国各项事业逐渐走上正轨，迎来了久违的繁荣和安定。不过，这种繁荣和安定只是暂时的，因为孙休不几年后就英年早逝了，而吴国又将陷入混乱与无序之中。
弑君
就在吴国的政局趋向稳定之时，魏国的政局却更加波诡云谲了，而原因很简单——司马昭更加专权跋扈了。自从淮南三叛后，司马昭的权势和声望如日中天，权倾朝野。
甘露四年（公元259年）六月，司马昭重新对魏国防区进行划分并任命了地方统帅。司马昭将魏国在荆州的地盘划分为两个防区，设置两个都督负责管理荆州事务，王基负责镇守新野，州泰负责镇守襄阳。与此同时，司马昭命令石苞都督扬州，陈骞都督豫州，钟毓都督徐州，宋钧监督青州诸军事。
此时，纵观魏国各大主要防区的统帅，都是司马家族的死忠分子。当然，曹魏皇权更加衰微了，离被取代只剩下最后一步了。司马昭加快了窃取曹魏政权的步伐，只需等待一个好时机。
对于这种现状，魏帝曹髦虽然无能为力，但又不甘心当一个亡国之君。曹髦是一个聪慧的年轻人，他知道司马昭下一步必定会代魏称帝，自己就是想当傀儡皇帝也不可能当得长久了。因此，曹髦极其忧虑，郁闷之下写了一首《潜龙诗》以诗言志。曹髦写诗自讽，把自己比喻成受困于井底之下的潜龙，而鳅鳝却在潜龙面前肆无忌惮地乱舞。曹髦希冀受伤的潜龙有朝一日能挣脱桎梏，自由遨游。当然，司马昭也知道曹髦“潜龙之诗”的隐藏意思，所以他看了曹髦这首《潜龙诗》后心中非常厌恶。
曹髦不甘心被命运摆布，而司马昭夺权窃魏势在必行，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对于曹髦来说，与其等到司马昭干掉自己，不如铤而走险用突袭的办法除掉司马昭。
曹髦见魏室即将覆灭，皇权威势日薄西山，不胜愤恨。于是，曹髦暗中命令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人在陵云台部署甲士，准备发兵讨伐司马昭。然后，曹髦秘密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愤然说道：“司马昭的狼子野心，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了！我不能眼睁睁地坐等被废黜，这种奇耻大辱我不能接受！今日我将亲自出战，与你们一起出宫讨伐他。”
曹髦这番话说的是实情，如果他不采取行动，日后必定会被废受辱。司马昭通过不断打击政敌和铲除异己，使得忠于魏室的实力派已荡然无存。所以，司马昭常怀篡逆之心，野心膨胀，总想取代曹髦而自立为帝。后来，人们常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来说明阴谋家的野心非常明显，达到了人人所共知的地步。
当年，曹芳被司马师废黜的情景，至今群臣们都历历在目。如今，曹髦想出兵讨伐司马昭，等于是飞蛾投火，说白了就是主动去送死。曹髦这样做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必将有去无回。所以，王经急忙劝阻道：“古时候，鲁昭公因为不能忍受季氏的专权，讨伐权臣失败而被迫出逃。鲁昭公因此丢掉了国家，被天下人所耻笑。如今，国家权柄掌握在司马昭之手已经很久了，朝廷内外之臣都愿意为他效命而不顾逆顺之理。这样情形的出现，人们都习以为常了。况且，宫中宿卫空缺，兵力十分弱小，那陛下凭借什么出去讨伐他呢？您一旦这样做，不是想要除去疾病却反而使疾病变得更加厉害了吗？如果陛下执意要去，祸患恐怕难以预测，应该重新加以详细研究，再三斟酌其中的利害关系。”
王经说的完全是实话，而魏国政归司马氏已久，满朝文武都是司马家族的人，没有几个人愿意为曹魏皇室效力了。况且，当年司马师拥立曹髦上位时，已经做好防备曹髦突然发动政变的措施，如借故大量削减皇宫里的精壮卫士，只用老弱残兵当宿卫值宿宫禁。换言之，曹髦手中能指挥得了的士兵只有少量快要退休的侍卫，他们能有多少战斗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王经知道曹髦出宫讨伐司马昭是一次莽撞行动，没有一丝成功的概率。以司马昭的性格来看，曹髦这样做将必死无疑。
但是，曹髦全然不管这些现实条件，只见他从怀中拿出提前写好的诏书愤怒地扔在地上，坚决地说道：“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的心意已决！纵使我出宫讨伐逆贼而不幸身亡，又有什么可怕的，何况不一定就会死呢！”
曹髦所说的这番话并不是发牢骚，他已经准备即使是付出生命为代价也不愿当一个处处被人欺负的傀儡皇帝。曹髦长期被司马昭压迫，心情极其郁闷，知道司马昭一定不会放过他，而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拼死一搏。
于是，曹髦走进内宫禀告郭太后，向她说明了相关情况。王沈、王业见势头不妙，赶紧抽身跑出去将相关情况告诉给司马昭。在临走时，王沈、王业叫王经与他们一起，但王经坚决不从。
司马昭得到王沈、王业的告发，做好了应付曹髦发难的准备。与此同时，曹髦知道事情已经泄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拔剑登辇亲率数百名殿中宿卫和奴仆们敲鼓呼喊着出宫讨贼，唯恐司马昭不知道。前文说过，曹髦是一个聪慧的年轻人，如此“大张旗鼓”讨伐司马昭，他应该明白是不会成功的。那么，曹髦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我认为，一则曹髦低估了司马昭心狠手辣的程度，认为没人敢当众弑君；二则曹髦为了维护自己可怜的自尊心，不愿再忍气吞声当一个缩头乌龟；三则曹髦可能心存侥幸，自认为忠于魏室的将士看见皇帝出面讨贼，会追随他一起去讨伐司马昭。
不管是“游行示威”也好，出一口恶气也罢，曹髦率领数百名“讨贼部队”冲出云龙门，就这样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不归之路。
当曹髦的车驾行驶到止车门时，遇到了屯骑校尉司马伷的部队。司马伷是司马昭同父异母弟，他想拦截皇帝的车驾前进。曹髦见司马昭之弟敢率军挡道，气不打一处来，大声斥责司马伷及其部众，谁敢妄动便诛杀全族。
司马伷部队众将士听了皇帝的斥责，他们不敢挡道，害怕之下一哄而散了。当然，这并不是司马伷部队打不过曹髦这些老弱残兵，只因为曹髦是大魏国的皇帝而已。
曹髦驱散了司马伷部队，继续指挥他的“嫡系部队”向司马昭的府邸方向前进……
司马昭的心腹亲信贾充担任中护军，控制宫廷禁军。于是，贾充在司马昭的命令下，赶紧率领宫廷禁军和相府精锐过来抵抗曹髦的“进攻”。
贾充奉司马昭的命令，率领精锐在南阙迎战曹髦。曹髦亲自出战，拔剑砍杀贾充部队。众人不敢还手，很多人想脚底抹油溜走。要知道，在礼教森严的社会里，弑君是最严重的罪行，没有之一。
贾充是一个人精，他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如果贾充亲自动手杀死皇帝，司马昭有可能会“舍车保帅”，不一定会保得住他的性命；但是，如果是让手下的其他人杀死曹髦，司马昭就会想方设法保住他的。所以，贾充是不会亲自应战杀死曹髦的。
当然，司马昭交代的任务必须完成，所以贾充务必将曹髦挡在相府之外，不能让曹髦冲进相府里找司马昭拼命。正巧这时，跟随贾充出战的太子舍人成济问道：“现在情势危急，此事该怎么办呢？”
当时，贾充的部队虽然都是精兵，但由于对方是皇帝并亲自出战，所以他们挨打不敢还手。贾充见众将士面带难色，便知道处理不好的话将会重蹈司马伷部队的覆辙，不战而败。所以，贾充听了成济的问话灵机一动，大声答道：“司马公厚养着你们这些人，就是为了今天。现在，事情危急到这种程度了，还有什么可疑虑的。”贾充言外之意很清楚，尽管去杀死皇帝曹髦，司马昭会出面替你们摆平这事儿。
成济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他没有丝毫政治头脑和权谋手段。在贾充的忽悠之下，成济以为立大功的机会就在眼前，便不假思索地抽出利戈用尽全力刺杀皇帝，并穿透了曹髦的后背。
就这样，曹髦当场毙命，死在车下，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二十岁。
曹髦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很有血性的傀儡皇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政治凌辱和死亡威胁之下，曹髦没有退让，没有屈服，没有放弃，敢于奋起抗争，在穷尽所有努力之后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冒死一搏。曹髦用壮烈的死亡方式赢得了一个帝王应有的尊严，维护了曹魏皇室最后的一丝颜面。然而，曹髦行事肆意轻狂，不顾后果以致殒命。曹髦勇气可嘉，但奈何实力不足，可悲可叹！
司马昭听闻曹髦的死讯后故作惊讶，跪倒在地上哀叹道：“天下人会怎样议论我啊！”
曹髦被杀的消息传出后，满朝文武百官摄于司马昭的权势不敢到现场。唯有一人例外，他就是太傅司马孚。
司马孚虽然已经八十岁了，但这个老头听闻此讯后大惊失色，赶紧颤巍巍地一路小跑过去抱着曹髦的死尸干号，表面看起来伤心欲绝的样子。司马孚大声哭喊道：“陛下被杀，这全是我的罪过啊！”
司马孚是司马懿的亲弟弟、司马昭的叔父，他把弑君罪过全部包揽在自己的身上，试图挽回司马昭的形象。其实，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弑君幕后黑手是谁！
曹髦虽然已死，但依然被剥夺了皇帝身份及谥号资格，被追贬为庶人。所以，后世依然以“高贵乡公”来称呼曹髦。
司马昭弑君事件，又称“甘露之变”。当然，这件轰动天下的政治事件并未完结，司马昭的下一步行动必须是寻找替罪羊和另立新君。
替罪羊
曹髦被当众刺杀后，司马昭闻讯后立即召集文武百官商讨这次变故，看该怎样妥当处理善后之事。不过，尚书右仆射陈泰对司马昭指使其爪牙弑君一事极为愤慨，死活不肯前来参会。
司马昭见陈泰故意不来，便派遣陈泰的舅舅荀顗亲自去叫其外甥。当然，对于司马昭交代下来的任务，荀顗当然不敢违背。于是，荀顗坐车去陈泰的府上召唤自己的外甥。陈泰的家人也害怕陈泰不参会怕会惹怒司马昭，大家一起劝谏陈泰。在家人的“逼迫”下，陈泰不得不从命，极其不情愿地坐上了舅舅荀顗的马车。
就这样，荀顗把陈泰带到了司马昭面前。司马昭见陈泰过来，满脸笑容地把陈泰引入密室，对陈泰问道：“玄伯（陈泰的字），现在发生了这种不幸之事，天下人将会怎么样看待我呢？”
陈泰生气地说道：“只有腰斩贾充，才可以稍微向天下谢罪。”
贾充悖逆指使成济当众弑君，其实也相当于司马昭弑君。陈泰这样说，其实已经给司马昭留了面子。不过，贾充是司马昭的心腹干将，他什么坏事都敢出面替司马昭去办理，所以司马昭是不会杀掉贾充的。如果司马昭不保全贾充的性命，以后还有谁肯卖力替司马氏办事呢？此时，司马昭觉得已快到改朝换代的时候了，他最需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人在前面为他“冲锋陷阵”。
司马昭听了陈泰的话后面露难色，用商量的语气问道：“你再考虑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
陈泰斩钉截铁地说道：“我陈泰只有想到比这更进一步的对策，没有退一步的办法。”其言外之意很明显，妥善处理此事应该实施比这个更严厉的处罚，斩杀贾充只不过是最起码的处罚。
司马昭听了这话，不再和陈泰“讨价还价”了。司马昭明白了陈泰的隐含意思后沉默不语，暗中思索找谁来当替罪羊来代替贾充受罚。
不过，如果司马昭听从陈泰的话将贾充斩首示众以谢天下，那么贾充的女儿贾南风必定成不了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八王之乱这场空前的灾难或许就能避免了。这是后话。
司马昭明白弑君这种事情是瞒不住了，必须要找人来问责，这样才能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司马昭思前想后，最后决定把所有弑君的罪责都推到成济的身上。
于是，司马昭给郭太后上表，指出皇帝曹髦率领手下兵马击鼓攻打他的相府，他自己不敢动武交战，并且担心发生混战会伤害到皇帝，下令凡是敢伤害皇帝者一律按军法处置。同时，司马昭对这样的不幸之事发生表示遗憾，强烈谴责成济悖逆残暴、大逆不道、扰乱法纪，而当众弑君更是罪不容诛，依照律法夷其三族。
司马昭把黑锅甩给了成济，让他作为替罪羊来承担弑君的罪名。
至于谁才是真正的弑君罪人，大家虽然都很清楚，但没人敢说。当然，郭太后也不敢说一个“不”字，当场同意了司马昭的提议。
于是，司马昭马上派人去收捕成济及其三族男女老少，杀掉这些“罪人”以谢天下。
成济杀死皇帝曹髦，还傻呼呼地认为自己立下了“盖世奇功”后一生荣华富贵不愁，想来司马昭必定会重重封赏他。这些天来，成济一直在家里等待封赏的好消息，谁知道并没有等来高官厚禄，而是等来了一张抓捕令。成济傻眼了，直到这时才意识到被人忽悠干了傻事，不但做了一个弑君的替罪羊，并且要赔上三族的性命。
当然，成济与其兄成倅不服罪，认为他们是无辜的。成济兄弟急了，光着身子跑出屋外“辩解”。他们都是武将出身，身手矫健，两三下就攀跳到了屋顶，并破口大骂司马昭——反正难逃一死，至少死前能当众证明自己是“清白”的，真正弑君的历史罪人是司马昭。当成济兄弟的情况被汇报给司马昭时，司马昭恼羞成怒，气得脸都白了，立即调派了一批弓弩手赶赴成宅。就这样，弓弩手站在屋下万箭齐发，把成济兄弟射成了刺猬。（《魏氏春秋》曰：“成济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丑言悖慢，自下射之，乃殪。”）
司马昭诛灭成济三族后平息众怒，成功转移了百姓的视线及社会舆论的风向，于是人们纷纷谴责成济。就这样，成济充当了司马昭弑君的执行者和替罪羊，永远背负了不可抹掉的罪名，成为被天下人唾骂的对象。
司马昭在诛灭成济的同时，公开指责尚书王经也一起参与到这次谋乱之中，并依照律法将王经及其家属一起收押交付廷尉审理查办。
当廷尉奉命带人前去王经家里时，王经向其母谢罪。王经之母脸色不变，从容镇定地笑答道：“人终有一死，只恐怕死的不得其所。为此事而得以与我儿同死，我还有什么遗恨！”
由此可见，王母是一个明辨是非、不畏生死、深明大义的女性。
在王经临刑那一天，其故吏向雄为之痛哭，不胜悲痛，感动了整个街市的围观群众。（“及就诛，故吏向雄哭，哀动一市。”）
就这样，王经与其母一同被杀于洛阳东市刑场。其实，大家都很清楚，王经是因为没向司马昭告密而获罪被诛。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司马昭的长子司马炎篡魏建晋后，有感于王经义不卖主是一个忠臣，遂下诏为王经平反，其诏曰：“已故尚书王经，虽然身陷刑法，但是他依然能坚守自己的志向，这是值得嘉奖的事情。如今，王家门户湮没，朕经常为此感到怜悯，特赐王经之孙入朝担任郎中。”不过，司马炎下诏嘉奖王经，恢复其名誉，并厚待王经的后人，这是何等的讽刺！那么，司马炎这一举动是告慰曹魏忠臣的在天之灵？抑或替父辈赎罪？还是收买人心？
反观王沈和王业，他们当了无耻的告密者，出卖忠诚依靠司马氏而获得重用，从此飞黄腾达。王沈“因功”被封为安平侯，食邑两千户，不久后又被任命为奋武将军、豫州刺史，出镇地方，成为封疆大吏。尽管王沈表面风光无限，但这样卖主求荣之徒始终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因此他在史书中留下了不光彩的记录——“沈既不忠于主，甚为众论所非。”（《晋书》）同时，王业在晋朝建立后先后担任中护军、尚书左仆射。
司马昭消除了曹髦之死的舆论影响后，拥立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曹璜为帝，奉魏明帝曹叡之祀。为了逢迎司马昭，郭太后下诏让曹璜改名为曹奂。
曹奂登基即位后，大赦天下，更改年号为“景元”。这一天，是公元260年农历六月初二甲寅日。
接着，曹奂按照惯例大肆封赏。于是，曹奂擢升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晋封晋公，食邑高达十个郡，加赐“九锡之礼”。司马昭嫡长子司马炎由于此前到东武阳迎接曹奂进京即位，也因“此功”被升迁为中抚军，晋封为新昌乡侯。贾充因帮助司马昭除掉曹髦，晋封为安阳乡侯，增加一千二百户食邑，统领洛阳城外诸军，加任散骑常侍。
顺便提一下，陈泰虽然对司马昭这样处理“弑君事件”极其不满，但不能当众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之情。不久之后，陈泰气急吐血，忧愤而亡。陈泰死后，被追赠为司空，谥号“穆侯”。
尽管司马昭采取各种手段不断洗白，但是事实证明他失败了，最终并不能如愿掩盖事情的真相，而是在历史上留下了“弑君”的罪名。后世，大家都一致认定弑君的主谋是司马昭，贾充等人不过是帮凶而已，而成济不过是成为这次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的替罪羊罢了。
司马昭弑君撕下了司马氏夺权篡魏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于是魏晋禅代也就势在必行了。不过，司马昭碍于弑君的恶劣影响，为了不在史书上留下千古骂名而不敢自己代魏称帝，而是将其留给他的儿子来完成了。
曹髦之死迫使司马昭暂停了篡权窃国的计划，而司马氏也被迫暂缓了魏晋禅代的步伐。从这个角度看，曹髦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魏国多存在几年的国祚。
《三国那些事儿》陆续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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